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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础能力研究】系列专题:导言

【国家基础能力研究】系列专题:导言

  成康:【国家基础能力研究】系列专题:导言    中国学界的国家基础能力研究从90年代初开始,王绍光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

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被许多人认为已经穷尽了好政体的可能性,未来也许会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坏的政体,但不会有什么政体能够超越自由民主。 而一个过强的、对社会具有压迫性的国家被认为是违反自由民主精神的。

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原苏东阵营国家纷纷开启削弱国家的进程。

而知识界大批“识时务”的“俊杰”也纷纷“顺应历史潮流”,探讨如何进一步削弱国家。

  在当时的语境下,王绍光发出的声音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在他看来,不能笼统地主张国家的收缩。

国家的专制权力需要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建设没有止境。

如果说专制权力是单向的国家作用与社会的权力,国家基础能力就是一种双向的权力,国家通过它来渗透社会,社会也通过它来掌握国家。 在90年代初的语境下,这一主张在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国的中央政府一举扭转汲取能力的颓势,重新获得掌控全局的财政基础。

分税制改革在细节上留下了不少遗憾,但很少有人能否认它对接下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所起的基础性作用。   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家基础能力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了十种国家基础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教化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规管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学-适应能力、认证能力。 中国学界在这一理论方向上的成就超过了西方同行。

只是到了比较晚近的时候,西方的政治学家们才开始系统性地反思“第三波民主化”的失败教训,从而提出国家能力的问题,当年主张“历史终结论”的福山这次成为了国家能力理论的先锋,他在事实上接受了王绍光的判断:政体并不能决定治理效果。

  欧树军在王绍光的理论范式中展开工作,他的研究聚焦于“国家认证能力”。 在他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并没有谁对这一能力进行系统的理论化。

欧树军成功地证明,国家认证能力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

认证为国家行动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国家行动。

建构有效认证体系的目的,就是把一个两眼一抹黑的盲目政府,转变成为一个有充分知识支撑自身行动的政府。 如果政府行动没有事实支撑,没有规范指引,它就无法准确界定绝大多数人的经济社会状况、需求和期待。

一个不了解绝大多数人状况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负责任、及时回应的政府。   伴随着认证成为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成为国家基本制度的基础,成为最基础的国家能力,身份流、财产流、行为流、产品流、事务流,各种基本社会事实化身为数字流、信息流的滚滚洪流,不断涌向国家与地方的权力中心。 欧树军指出,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嵌入”认证体系,控制少数人“脱嵌”的可能性,建构包容性尽可能大而又可靠统一的有效认证体系,才能加快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程,尽可能降低国家沟通国民的中间成本,提升政治决策、公共政策与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从而逐步转变成为有能力识别和确认绝大多数人的需要、要求,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认证国家”。   人们或许担心国家因掌握太多信息而变得更有压迫性。 但在欧树军看来,国家之所以让人感觉到具有压迫性,其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其不了解人民的需求——因为不了解,其作出的回应偏离甚至背离人民的偏好,因此才激发人民的反弹。

要实现“为人民服务”,国家认证能力应当得到持续加强。

政体类型与国家认证能力的高低并没有必然关系。

一个通过竞争性选举上台的政府也可能同时是一个决策非常武断、缺乏客观信息基础的政府。

  随着我们跨入“大数据时代”,欧树军所建构的“国家认证能力”理论体系将日益呈现出其启发意义。 而另一个启发可能在于他所展现的国家基础能力研究学派的研究风格: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研究风格,不是在一堆大词中生产话语的衍生品,而是面向中国的治理实践,做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理论。   本刊将持续关注“国家基础能力”研究的历史成就和最新进展,并以系列专题的形式加以呈现。

对中国学人创新能力的信任,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

但这种文化自信不是盲信,其基础就在于不断的交流、探讨与批评。 在此意义上,本刊试图做的正是夯实文化自信基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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